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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为被猎者，你必须明白狩猎者的思维、压力以及需要 —— Jaycee Dugald
想必每个人都曾听过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，但这个念起来稍嫌拗口的病症，又是从何而来呢？近期上线的 Netflix 迷你影集《克拉克》，做为一部传记作品，不只讲述了主角 Clark Olofsson 的辉煌一生，也正好交代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源起。
1973 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省，当地最大的信贷银行发生了一起惊世抢案，首先是名为 Jan-Erik Olsson 的罪犯，由於仰慕本文主角 Clark （比尔史柯斯嘉饰演）的华丽犯罪史，携枪只身闯入银行狭持四位人质，并与警方展开激烈的对峙，同时要求政府当局将正在监狱服刑的 Clark 带往现场会合。
因应全球电视直播的压力，面对僵持六天的局面，警方最後决定铤而走险，直接往银行内投递催泪弹，藉以打破僵局。幸好，事态就如警方所预期，因应催泪弹造成的不适感，再加上心理层面的崩溃，两名抢匪双双投降，整体事件也才顺利落幕。
殊不知，吊诡的是，遭到狭持的人质似乎跟银行抢匪产生一种特殊的紧密情谊，不仅视营救的警方为敌人，还持续替两位主谋说情。甚者，在对峙的过程中，警方更发现人质与抢匪愉快地开了一场金库派对，可说是载歌又载舞！
想当然，如此出乎意料的发展引起了大众以及心理学者的好奇。然而，参照心理防卫机制来说，受害者爱上加害者的状况，却反而是一种符合人性的选择。尤其在安全感丧失的情境下，人类的求生本能自然会被激发。除了战斗、逃跑之外，更会尝试依附当下握有力量的对象（在这次事件中意味着抢匪），进而确保自己的生存机率提升。而这不局限於本次事件：战俘、集中营幸存者，或是乱伦受害者，皆有可能会出现相似的危机反应。
由此可知，与其说受害者爱上加害者，倒不如说社会错把「依附」误认成「恋情」。目前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并非正式的精神疾病，但其所引发的关注依然为受害者带来极大的适应问题。他们无法被人谅解，甚至还会被人责怪，即便那份爱是一种保护机制，仍有不少人相信那是受害者自己的道德沦丧。
也因此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看似精准描述了受害者的处境，实则导致反效果，促使受害者在事件结束之後，依旧因为社会大众的标签，深受折磨。亦如知名幸存者 Jaycee Dugald 所言：受害者需要正面的力量，而非阻碍性的标签。
虽然前述讨论聚焦於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，但在影集中，那仅占一集的篇幅，剩余五集则在描述 Clark 这位知名罪犯的荒唐与成长史。整体而言，影集不断地切换视觉基调，主要可以分为：黑白片（关於童年与往日）、冷色调（关於抑郁与犯罪），以及饱和且鲜艳的冒险（关於主角的狂妄与自我陶醉）。
换言之，作品运用色彩变化，进一步捕捉 Clark 的心理状态。有趣的是，童年之所以会以黑白单色调来呈现，并不完全只因为那是泛黄的过去，更因为 Clark 在剧集中，不断地抗拒讨论自己的成长史，或精确来讲，埋藏於童年的家暴阴霾。所以，黑白可不仅代表时间上的距离，还有心理上的距离。
到头来，那些黑白的片段，恰恰证明 Clark 穷极一生都在否定、拒绝自己的受伤。
以此来说，为何 Clark 在影集中时常显得非常滥情，亦有合理的原因。Clark 总是认为自己就是摇滚巨星，见一个爱一个之外，更还能毫不犹豫地说出我爱你，但许下的承诺，不过是他掩饰空虚的惯用手段。
为此，即便影集整体氛围再浮夸、热闹，甚至快速，回到情节安排，刻意缺漏情感的挖掘与和解，同样再再例证 Clark 面对创伤时，有多焦虑与恐慌。无论是被父亲殴打、又或是母亲被人抓入精神病院，全都加深 Clark 是被抛弃并且不被爱的自我诠释。
综合前述讨论，可以发现《克拉克》真正想讲的，其实正是蓄意没讲的内容。至於喧嚣张力造成的观影疲劳，彷佛像是剧组精心策划的沈浸式体验，让观众得以藉此贴近主角的内心，进而明白人的自恋，背後往往隐藏着偌大的匮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