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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死刑犯」，或许是台湾社会最容易被贴上标签、最快被剥去人性色彩的群体。在人人喊打的「该死」声浪中，我们习惯性地遗忘了一件事：每个死刑犯，都曾是某个家庭眼中的「孩子」。
2020 年推出的纪录片《我的儿子是死刑犯》，由李家骅导演掌镜， 并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入围的肯定，2006 年李家骅曾以个人经验为题的《25岁，国小二年级》获得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新人奖，後续也有《起点》与《我无罪，我是郑性泽》等作品，表达对司法议题的关注。
《25岁，国小二年级》
从坚定支持死刑到态度转变
拍摄《我的儿子是死刑犯》的起心动念，其实源於导演自身的转变。2008年，李家骅参与《岛国杀人纪事》的拍摄工作，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他对死刑的看法。一位曾经坚定支持死刑的创作者，在深入了解司法实况後，开始思考更深层的社会课题。
《我的儿子是死刑犯》访谈共耗时六年，导演曾陆续和四五十个人见过面，亲自访问死刑犯本人、相关当事人、法官律师等，最终以三个死刑案件作为切入点，导演视角并非只停留在这些骇人听闻的案件本身，而是透过与加害者家属、律师和废死联盟工作者的访谈，带出台湾社会关於死刑存废争论的其他思考。
片中探讨的三个死刑案件分别是：死刑犯A，杀害好友後勒赎；死刑犯陈昱安，砍杀父亲111刀；死刑犯郑捷，於捷运上随机杀人。
透过他们的故事，导演试图揭示在「该死」与「不该死」的二元对立外，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思考空间。片中最动人之处，在於它不只呈现死刑犯的故事，更深入探讨这些加害人家属所承受的无形之痛。当「死刑犯」的标签贴上，不只犯罪者本身成为社会的弃子，他们的至亲也必须背负难以言说的重担。
片中呈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家属态度：死刑犯 A 的母亲坚持每周探监两次，用无条件的爱守护着犯下重罪的儿子、陈昱安的母亲则彻底否定了儿子、及在排山倒海的社会压力下不知所措的郑捷父母。「死刑犯的家属」，彷佛也成了另一种无形的死刑，在舆论中受着无止尽的折磨。而这三种态度，某种程度也反映台湾社会对死刑的三种想像：有人想救、有人盼死、有人不知如何是好。
为了呈现更全面的视角，李家骅特地邀请了冤案受害者苏建和，以及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中「王赦」律师角色原型黄致豪等人接受访谈。这些不同立场的受访者，共同编织出台湾现代死刑议题的复杂面貌，也引出对现行体制的叩问。
片中另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，是郑捷父母在捷运站外下跪道歉的三分钟画面，路人的谩骂声此起彼落，滔天而来的千夫所指，在「杀人偿命」的正义呼声背後，我们是否也能为那些被噤声的人们，留下一个倾听的空间？
每当重大社会案件发生，人们总急於将当事人贴上标签，给出非黑即白的答案。然而，李家骅的镜头告诉我们：审判不应只是一个绝对的终点。《我的儿子是死刑犯》并非为死刑犯开脱，而是试图在愤怒与复仇之外，为社会打开一扇理性对话的窗——当我们放下成见，或许能在极端暴力背後，找到通往更深层理解的可能。
《我的儿子是死刑犯》目前已在 Netflix 上架。
